战国考古，发现三具著名的围子床。而在南北朝隋唐多朝代发掘中，床类几乎未再见，长长的断裂。笔者以前认为，它少了些考古学的幸运。而今再察，家具自身乃根本原因。

　　床上围子盛衰与榻上屏风兴废相关。两汉魏晋南北朝，屏风榻风生水起，围子床中断，一直不彰。而后，跪坐衰落，榻屏风离场，栏杆慢慢登台，填补榻上空白，成为床围子。栏杆床兴起，大致与盘腿坐、垂足坐相时代对应。榻上加围子（非屏风）为床。

　　汉晋南北朝隋代，大致为屏风榻年代，多以榻或屏风榻随葬。宋辽金基本是栏杆床时光，常以围子床相殉。唐代处于中间，过渡状态。北朝后期到唐代，栏杆床已成，势头尚弱，大成气候在宋辽。

　　北朝的围子床，独成新面貌，非赓续战国围子床余脉。它是栏杆式样，结构来源于建筑。古典家具总体是走自己的路，仅个别形式效仿建筑，栏杆最为典型。

　　栏杆原为建筑附属，也称为“棂槛”“阑干”“钩阑”“勾栏”，是用石头或木头制成的框架状围栏，用在回廊、楼梯、桥梁等处，用于围护也作装饰。梁思成《清式营造则例》解释：“栏杆是台，楼，廊，梯，或其他居高临下处的建筑物边沿上防止人物下坠的障碍物。”它在汉代初成，已具备寻杖、望柱、栏板、地袱等基本框架。唐代以前，已有勾片栏版、莲花头、蜀柱、间柱、金属包铆钉等小结构。

　　寻杖栏杆指上层有寻杖的栏杆；望柱栏杆指四角有望柱的栏杆；寻杖指栏杆上部横向放置的圆形横杆，又名巡杖。家具上称为扶手；望柱指栏板两旁的柱子，分为柱身和柱头，也称为栏柱。家具上称为边柱；蜀柱指寻杖下的短柱或泛指短小立柱，又名斗子蜀柱、侏儒柱。家具上称为矮老；栏板指柱间的木板，又称为阑版、华板；勾片指镂空或攒接的曲尺纹栏板；单钩勾栏指只有一层栏板的栏杆；重台勾栏指有上下两层栏板的栏杆；地栿指栏板（或房子墙体）下的条形构件，与地面相交。可借《唐代常见单勾栏分解图》，以直观理解。

　　北魏以前，栏杆主要用在楼阁亭榭、河道桥梁等共有空间。它由建筑进入家具，第一步是过渡。东魏时，栏杆围在坐榻旁榻外，形成主人与他人的距离感。第二步由外至内转移。在北齐，安装到主人之榻上，栏杆家具遂立。栏杆初期主要使用在床榻上，后波及到椅子、宝座、桌子以及器架上。到宋代，发展出一套栏杆家具体系。

　　河南安阳固岸东魏武定元年（543）翟育（翟门生）石棺，是所见年代最早的胡人画像石葬具。画像上，刻“胡客翟门生造石床屏吉利铭记”，墓主坐在围屏榻上，榻外有栏杆、斗帐及台阶。栏杆画像写实，仅见勾片，没有寻杖、望柱。它为榻帐外栏杆，形态原始，带汉代余风。“围在榻外”为栏杆进入家具的铺垫。

　　（吉笃学 ：《 东魏石刻的标形器——翟门生屏风石床研究》《美术学报》2021年第2期）

　　《东魏李道赞率邑义500余人造像碑》历来被视为造像碑之冠，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。其中段雕刻《文殊问疾》故事，右侧维摩诘坐在有帐榻上，榻外栏杆，有阶梯。栏杆大小基本合榻而设，尽管榻旁边站有他人。

　　须弥座是另一话题。它又称为金刚座、莲花座，代表佛教圣山须弥山，由印度传入中国，原做佛像台座，以示佛之伟大。它最早出现于北魏，如山西大同孝文帝时期云冈石窟佛座、甘肃敦煌莫高窟257窟单层塔。座中间凹入处为束腰，其上方、下方逐层突出的构件各称为上枭、下枭。最上下层构件各称为上枋、下枋。这样向外鼓出大的式样也叫出涩。数道出涩叫做叠涩。

　　栏杆床最早见于北齐。山东青州傅家村北齐画像石第九石《轿乘图》上，“所刻画疑为送葬场面---图中四马抬一房屋前行，房屋体量较小，应是一棺。其底部勾栏纤巧通透，说明棺为木质。”（郑岩：《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——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》）直接放尸体的床为尸床，放棺材的床称棺床。放置椁的床叫椁床。有出土实物资料，自称椁为“棺”，学界也称以“棺床”。

　　《轿乘图》上，四马共担的步舆，是栏杆局脚床式，不同其他。步舆另有各种式样，如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班婕妤画像上的轿厢式、襄阳市王寨南北朝画像砖墓“小舆大驾行”图局脚轿厢式、陕西礼泉唐代新城长公主墓《担子图》上的亭子式、卷轴画《历代帝王图》《步辇图》上的局脚榻式、《宫中图》上的椅子式。

　　步舆前身是有轮马车，无轮使用则是手提或肩扛。“步舆则有不同的名称，如檋、梮、肩舆、平肩舆、腰舆、步辇、辇、步舆、载舆、箯舆、担舆、檐子、篼笼、板舆、篮舆、轿、滑竿，等等，————根据步舆的抬举位置，可将其大致分为腰舆和肩舆两大类。”（洪石：《略论东周至南北朝时期的步舆》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23年第9期）步舆还称为步辇、檐子、轿、滑竿等。

　　《轿乘图》上部为大屋顶式椁，棺外葬具。椁下是局脚栏杆床，榻上装栏杆。栏杆四角安望柱，火焰宝珠式柱头。其间有蜀柱及蜀柱柱头。正面两个间柱，分出三个曲尺纹勾片栏板。它是近乎典型的望柱栏杆，虽无寻杖扶手。由此，栏杆家具进入历史舞台。

　　这是建筑栏杆还是家具栏杆？汉魏南北朝以来，局脚就一直用于榻，为床榻构件。局脚椁床样式效法实用床，如椁仿照现实房子。

　　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第八石《象舆出行图》(原《象戏图》），大象身上，虽然也是木作四面围栏，但不具备上述栏杆床的特征。它是“方框状象舆”（钟妍：《莫高窟壁画中的象舆图像研究》《中国美术研究》第33期）。象舆又称作象辇、象轿，有不同式样，在莫高窟中唐第159窟西壁南侧《普贤变》中，可见栏杆象舆。

　　整个唐代，屏风榻依然广泛使用，见于敦煌莫高窟壁画。相比，栏杆床仅是少数。逶迤至宋代，两者慢慢一退一进。栏杆床分有两种，局脚床、虚弥座床。

　　唐代，迎奉、瘗埋金棺银椁佛骨舍利活动颇盛。“这样做法年代最早的记载，见于唐高宗显庆年间。—— 自显庆年间武后为法门寺舍利造九重金棺银椁后，各地瘗埋舍利时竞相仿效。”（杨泓：《逝去的风韵》“金棺银椁瘗‘舍利’”，中华书局 ，2007年）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》载，唐高宗显庆五年（660年），法门寺迎奉佛骨舍利，“皇后舍所寝衣帐，值绢一千匹，为舍利造金棺银椁，数有九重，凋镂穷奇。”

　　河北省定州市北宋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唐代鎏金铜棺、鎏金棺床，上下叠放。其中，棺长12.8厘米 、宽8.9厘米。棺床在棺下，尺寸略大，榻上装栏杆，可名为托泥局脚栏杆床。下座正面背面各五足局脚，包括边腿和中腿，形成四个直牙板券门。上部的望柱栏杆宽于榻身，柱头、蜀柱头为火焰宝珠形。有扶手、蜀柱。栏板上镂空出缠枝莲纹。正背面栏杆中间留出入口。这种中间开口形式，屡屡见于后来的栏杆床。

　　河北省定州市北宋静志寺塔基地宫，还出土唐代鎏金錾花银棺、鎏金錾花银棺床。棺长14.3厘米、宽8厘米、高9厘米。棺床在棺下，尺寸略大于棺，为局脚栏杆床。正面背面各三足局脚，形成两个券门。牙板分心拱尖，两侧各垂密集云气纹。足下置宽大托泥。望柱栏杆柱头、蜀柱头为火焰宝珠形。有扶手、蜀柱、间柱。栏板镂空缠枝莲纹。正背面栏杆中间留出入口。

　　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收藏的鎏金舍利棺、棺床，上中下叠放。上为棺。中为须弥座，四角各有一位力士，奋力托举。高束腰板为里外两层，里层是完整铜板，外层铜板挖局脚轮廓，并铆钉在内层板上，两层合为一体。这种局脚开光束腰板，是唐宋床榻须弥座束腰板上常见做法，也显示此类高束腰板对局脚板腿的承续。此须弥座在鎏金舍利棺下、局脚床上。不同于其他须弥座独立作为榻体。

　　最下为局脚栏杆床。栏杆由寻杖、勾片、地栿组成。柱头、蜀柱头为火焰宝珠形。勾片为上下山字纹。前后栏杆中间留出入口。六足局脚中，牙板分心拱尖，两侧各镂云气（垂牙）纹。足下置托泥。托泥局脚又一次指明这栏杆是家具构件。此时局脚状态正好，小气大作。棺床没有明确出土记载，年代权从博物馆考证，为唐朝，八世纪。

　　现在家具行业内，将栏杆床称为罗汉床。从家具史看，栏杆床和罗汉床小有区别。栏杆床是榻上加栏杆，使用于北齐至明清。建筑学将只有栏板而无望柱、两头用抱鼓石的围子称为罗汉栏板，这也是罗汉床名称的来源。榻上加有围板为罗汉床，最早见于晚唐壁画，明清时期围子床成为主流。

　　栏杆式、罗汉栏板式均属于围子床，都得名于建筑。栏杆床出生在前，是第一道风景。

　　河北磁县湾漳大墓须弥座棺榻，推测墓主为北齐文宣帝高洋。“北魏时期就有“皇帝即当今如来”之说，此后相延不替，北齐文宣帝高洋正好具有这个身份。”（韦正 吴娇：《从平城到邺城——聚焦于墓葬文化的变迁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21年第1期）

　　山西太原龙泉寺塔基出土盛放舍利的金棺银椁，制作、瘗埋年代应为武周时期。其内部主体为木制，外部以金银外皮包裹木胎。四周以白珍珠、红、蓝彩色玻璃相间装饰。银椁床上部为寻杖栏杆，四面中间开口。有望柱，栏板透雕缠枝卷草纹。

　　下座形态复杂，为里外双重结构，里面是须弥座。外侧为局脚，上透雕缠枝卷草纹，其边腿和中腿中间形成挖局脚。须弥座最下一层的圭角宽大。银椁中的金棺，下座铜板腿挖出托泥局脚，成多券门式。

　　陕西临潼庆山寺地宫出土的金棺银椁，埋藏于唐代开元二十九年（741）。银椁、椁床鎏金。椁床上面围栏杆，扁平铜片制作，有望柱、间柱，连接扶手、盆唇、栏板、地袱。四面中间开门。三层叠涩上，镶嵌珍珠，共六周。圭角特殊，四周有14条宽厚的如意足，下有托泥，形成长方形镂空座之外，也将原本比例偏高的须弥座打造得更高，有别其他须弥座。

　　其束腰板上，也分为两层，外层铜板挖有七个局脚，并铆钉在内层板上，两层铜板用钉铆合为一体，合成为局脚、开光束腰板。后来辽代木棺床须弥座束腰上的挖局脚、开光形态，延续这种里外层钉为一体做法。

　　银椁内的金棺，底座长23.4厘米、宽17厘米、通高 28厘米，铜板腿上，挖出托泥多足局脚，与银椁板腿相同。

　　唐代，各地出土的唐代成套舍利银椁金棺中，屡屡见到金棺局脚与银椁须弥座对应固定组合。

　　唐代，须弥座广见用于佛像、舍利棺床上。问题是，包括皇家用品在内的世俗家具，是否使用须弥座，河北磁县湾漳墓的须弥座石棺床说明，俗世已然用之。推测墓主为北齐文宣帝高洋，也帮助理解唐代须弥座的使用。在高度皇权社会，为统治合法性，皇家可使用一切物质、尊严、意义，包括至高无上的宗教物。佛家当然不在话下。佛家的教义、仪式、建筑、法器等，均成为政治权力工具。

　　以上两套出土舍利椁床实物与武则天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依然可以她为例讨论。一轮轮开窟造像、埋藏舍利棺，都是武氏的权力需求。而且，其自命是弥勒佛化身下凡。《旧唐书》卷183《武承嗣传附薛怀义传》云：“怀义与法明等造《大云经》，陈符命，言则天是弥勒下生。”在长寿二年（693），她自颁尊号，标明自己为转轮王身份——金轮圣神皇帝。女皇已然成佛，佛像脚下的座子，还能独立于外吗。反而，越尊贵越有标识性的符号，越成为皇室目标。

　　还应注意栏杆须弥座床几个特点，一是栏杆。此前，栏杆已多见于实用家具上，北齐、北周、隋代、初唐，实用榻和椅子上均有栏杆构件。二是局脚。弥座束腰上多有局脚。局脚源自俗世生活用床。三是效法。棺床形态仿制实用床一直是墓葬稳定的传统。南北朝至隋代，作为棺床、尸床的屏风榻均取法实用屏风榻。这也是舍利棺床使用的历史语境。四是考古成果，北齐磁县湾漳墓之外，晚唐世俗官员墓葬中，见须弥座椁榻。如北京房山区长沟镇晚唐幽州节度使刘济墓，使用石质彩绘须弥座棺榻，平面呈梯形，为双束腰式，其上局脚、开光内，雕刻人面纹。棺床上原有石椁或木椁。

　　五代宋代，建筑上的须弥座越来越普及，同时莲瓣等装饰也越来越复杂多样。而同时期，栏杆床的须弥座趋向简单，叠涩层数减少。其新特点是束腰增高、內凹浅，观赏面大且有凹凸变化，更适合于生活实用。板腿与须弥座兼顾。姑且称其为“半板腿半须弥座”。它屡见于尸床、棺床，间接反映当时富贵人家用床形态。相对比，唐代须弥座，束腰矮而內凹深。如在现实中使用，也有很强礼仪性。

　　新疆和田布扎克贵族墓地出土的五代木棺和棺床，上下叠放。上面木棺，长215厘米、宽69-78.5厘米、高84.5-97.5厘米。四周分别彩绘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灵兽，透露道教文化影响。

　　棺床下座，为“半板腿半须弥座”式，高束腰，上下仅仅一层出涩，即仅有上下枋，形态多板腿而少须弥座成分。主体是四面木板围合为箱式，板上彩绘局脚开光，开光中鸟纹相对。此类局脚开光中，都有图案，葆有隋代板腿余风。床上部为望柱栏杆，高约15厘米。扶手、盆唇与望柱纵横相交。柱头、蜀柱头为火焰宝珠形。柱间卧棂。

　　扬州五代寻阳公主墓，出土须弥座椁床，长3.81米，前宽1.28，后宽1.13米，座高40厘米。椁下须弥座，高束腰，两层出涩，为“半板腿半须弥座”式。束腰板由里外两层木板贴合成，即内层为底板，外层挖局脚开光，以鎏金花瓣形铜钉将外层板铆在内层板上，形成铆为一体的局脚开光束腰板。须弥座和棺身上也装饰同类鎏金铜钉。望柱栏杆安在须弥座上边，四面中间开口，火焰宝珠望柱头、蜀柱头均为鎏金铜制。栏杆扶手在转角处互搭并出头，称为交绞造，又名绞角造。间柱间为曲尺纹勾片。棺材前部有栏杆小桥。

　　在河南省邓县宋代福胜寺塔地宫、山东省汶上县宋代宝相寺太子灵踪塔地宫中，也发现金棺银椁。但是，发现的木质尸床、棺床，形态更接近实用床，更应重视。

　　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村叶茂台辽墓，发现木椁，做成歇山顶式“房子”。椁内有一具雕花石棺。椁下是寻杖栏杆须弥座椁床，床长2.59米、宽1.68米、通高2.3米。各个构件遍施彩绘。四面巡杖栏杆，钉在床盘四周上方，前方中间留出入口。扶手、盆唇、栏板、地袱，与望柱连接。望柱方形，柱头圆雕火焰宝珠。栏板绘牡丹图。

　　下座须弥座，上下各为三层叠涩。四面高束腰，板上绘并列托泥局脚、开光，开光内施彩绘。这再次提示，墓葬中，椁仿造现实房子，棺床也源自日常用床。

　　有建筑研究者称此为“棺床小帐”。小帐是斗帐别名，东汉刘熙《释名·释床帐》称：“帐，张也，张施于床上也。小帐曰斗，形如覆斗也。”尖顶帐子称为斗帐，平顶帐子称为方枨，结构均是在架子外覆帐子，应与建筑物不同。

　　（曹汛：《叶茂台辽墓中的棺床小帐》《文物》1975年12期）棺床对应实用床

　　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，发现三开间木椁，成歇山顶建筑式房子式样。椁内栏杆须弥座尸床上，置男女合葬尸骨各一具，何其典型，明确此类床母本是生活用卧床，为观察其他椁棺床须弥座打开一扇门。其床“横放于椁室内，其木质略有糟朽，但尚能支放。床是将各配件做好后，在椁内组装而成，按结构可分为床身和围栏两部分。”（周汉信 哈斯：《科右中旗出土辽代木椁室及尸床浅析》 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》第2辑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1997 年）

　　其栏杆钉在床身背面及两侧的上方，正面不设栏杆，这与上例栏杆床不同。扶手、盆唇、地袱互相搭扣，以望柱连接。四角的方望柱，上半部八棱形，柱头雕成八棱火焰宝珠形。扶手、盆唇两端出榫与望柱扣连，并用钉加固。

　　“床身为长方形须弥座式台座，长223厘米，宽141厘米，高24厘米。”床盘上，铺钉横向方木条15根，形成床面。须弥座束腰上下各成三级叠涩。高束腰板上，“镶钉上下相对”木条，形成局脚、开光。“开光内，以墨线绘四头瑞兽。瑞兽两两相对。”

　　赤峰市翁牛特旗广德公辽墓出土的柏木椁床、棺床，上下叠放。两者都有栏杆，形制相同，各由寻杖、望柱、勾片、地栿等构件组成。望柱柱头上端为火焰宝珠形。曲尺纹勾片。

　　可以分别观察。一是椁床，长273厘米，下为半板腿半须弥座，三层叠涩。高束腰板为整块木板，平铲出局脚开光，并列多个，开光中应有绘画。并列开光中间，粘贴一根根立柱木条，现已经脱落，显示随葬品制作的粗陋。这是板腿上加立柱做法。而参考绘画资料，也可能模仿立柱圈口形态，即直腿立柱间镶四面牙板。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壁画，已见立柱券口式样（《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发掘简报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《文物》2019年6期）。

　　二是棺床，下座是四面木板围合，没有叠涩，为典型板腿。椁床、棺床，均模仿同期实用木榻的开光形态。综合可见，当时的束腰板，有两层木板粘贴式，也有一层木板上平铲出局脚开光式。

　　宋代《营造法式》云：“束腰露身一尺，用隔身版柱；柱内平面作起突壶门造。”建筑史学者解读，佛塔上，以柱子（蜀柱）将束腰分割成若干段落，叫做“隔身版柱造”。

　　拙见以为，隋代之前，屏风榻已经使用板腿，创局脚开光形态。演变到两宋，在局脚中间增加立柱。赤峰市辽墓出土的棺床的半板腿（半须弥座）上，模仿这种做法，佛教石塔也模仿它，形成一种加柱“隔身版柱造”束腰。隋唐宋辽的考古成果，可见完整的局脚演变信息链条，一环接一环。它亦可补建筑史研究之不足，解读突然出现的佛塔“壸门”。

　　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的须弥座栏杆棺床，长2.56米、宽1.48米、通高1.07米。四面有扶手栏杆，前面栏杆留出口，四角、出口处立有望柱，上各有一只鎏金蹲坐铜狮子作为柱头，共有6只，首开柱头狮子雕刻先河。日后明式家具，镜台栏杆、脸盆架柱头上，延续蹲坐狮子做法。

　　下座须弥座，四层叠涩。上枭悬有上下两排鎏金铜铃。令人瞩目的四面束腰板上，由两片木板上下铆钉完成。各画局脚开光，前后挡开光中贴金凤纹一只。左右侧开光中各贴金凤纹一对，中间饰火焰宝珠纹。开光周边雕刻云气纹。它集木雕、彩漆、绘画、贴金、铸铜等多种装饰工艺于一体。

　　以上木棺床尺寸与实用床基本一致。束腰板均有局脚开光，它们分别以三种方法制作，一是在一层木板上画出局脚，形成开光轮廓，里外作画。二是一块木板上平铲出局脚，形成开光。三是里外两层木板，外层上镂出局脚轮廓，再铆钉在里层整板上，成为一体。

　　秦汉至两宋，局脚分化演变的脉络是：局脚、托泥局脚、局脚开光板腿、局脚开光须弥座、半板腿（半须弥座）。其关系是分化、递增，不是后者取代前者，因为原式样依然使用。同时这也说明局脚式样的再生产能力。

　　《宋高宗书女孝经 马和之补图》传为“宋画”，故宫博物院藏，其中两处表现栏杆床，可以参考。图一，后面左右三面栏杆，有望柱、蜀柱、扶手、间柱、栏板。后栏杆中间置高高的靠背，这与元代以后山字形宝座靠背相对应。半板腿（半须弥座），高束腰板上，贴有并列如意足，腿足呈弧线状。上枭下枭窄小不对称。而图二，栏杆、须弥座与图一基本相近，只是牙板分心拱尖，腿呈直线。

　　图一、图二上如意足、形态，比上述辽代墓椁床须弥座局脚开光形态，年代偏晚。

　　另一幅旧称“宋画”的《宋高宗书女孝经 马和之补图》，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图上栏杆床也可参考。前后左右四面栏杆，有望柱、蜀柱、扶手、间柱、栏板。后侧栏杆中间置靠背。前侧栏杆开口，人由此可以入座。高束腰板上，铆钉有并列圈口，上侧牙板拱尖，下侧牙板镂出云纹。此云纹牙板是再演变产物。

　　山西大同金代阎德墓出土的栏杆床，杏木质，长40.4厘米，宽25.5厘米，高20厘米。上为寻杖栏杆，望柱圆柱头上端平切。栏杆左右寻杖高度不一，右侧扶手明显过高，离开间柱，应为冥器简陋制作的过失。四根蜀柱与素栏板相连，地栿落在床盘上。床盘攒框，铺多条纵向木条为床板。下座为案体结构，腿内缩，为宝剑腿。此腿短而简化，上端为菱形，下为如意头形。前后腿间连横枨。

　　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宝剑腿栏杆床，长237厘米，宽112厘米，通高72厘米。上部栏杆规范，方望柱，上端为八棱形，莲花柱头。“底座与床面不用榫卯固定，可以自由挪动。”“正面床沿镶有八个桃形装饰图案，内涂朱红。”（项春松：《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发掘简报》《考古》 1979年第4期）

　　发掘报告文字和效果图细节不详，推测此棺床为四面板腿。内层为底板，外层挖一对如意足、“八个桃形”局脚，再将其铆钉在内层上，合为一体。

　　大同西环路1号辽金墓壁画上，八字落地围屏，包围的所谓“红色栏杆”，实为红色栏杆床上部。正面左右共五个圆形素面望柱，其间各置寻杖栏杆、蜀柱、围板、地栿。整体髹黑漆，局部点缀沥粉涂金，墨线勾框。柱头、柱脚以墨色勾绘图案。床下部图像损毁，不可论。

　　床代替榻后，考究人家的栏杆床，配有落地屏风，这区别于榻上屏风。落地屏风与围子床组合，逐步取代榻上屏风与榻组合。床与榻都是一身二任，有坐具、卧具两种功能。

　　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：《山西大同西环路辽金墓发掘简报》《文物》2015年12期）

　　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金皇统三年赵励墓壁画的《侍寝图》，绣花幔帐在前上方，分隔寝室内外。栏杆床在中景，落地围屏居后。床旁有墓主人的侍女，床上放被褥。

　　栏杆四角有圆形望柱。正面侧面均有中高侧低的三曲线式扶手，两端连接望柱或间柱。间柱分隔栏板，栏板上侧亦为三曲线状，板内四周画有内框，曲线与扶手形成重叠呼应。三曲线式扶手、栏板少见，突破直扶手旧形，有实验性，费料而制作极少。但此式样明代也有延续，见于金属架子床冥器，如明代弘治十一年福州张海墓出土的锡床。床下部图像损毁。

　　该墓壁画中，还发现奏乐、宴会、会客等四幅精美壁画，其中家具等物写实，此床应非虚构，虽然它不合常规，似飘忽不实。借题发挥一下，可以说，历史图像上，所画之美轮美奂家具，均难臆造。

　　高座坐具更突显权力、身份的象征，社会属性远超自然属性。为突显极端地位，设计者要改造坐具形态，使体量、装饰远超常规。故高座出而宝座生。现在可见栏杆与须弥座结合，产生出栏杆须弥座床，还孕育栏杆须弥座宝座。它代表权威、神圣，或用于神祇，或用于王室权贵。

　　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中的圣母像宝座，是年代最早、有确切纪年的宝座实例，上有南宋吕吉题记：“元祐二年（1087 年）四月十日献上圣母。”其上，有盆唇、地栿、蜀柱、栏板、间柱，但未完全照搬旧栏杆式样，而是改造发挥唐代以来四出头椅的搭脑、扶手，以变异栏杆形态，创新宝座围子。

　　彩塑圣母像凤冠蟒袍。对应的是搭脑、扶手的六个出头上，凤首昂扬、曲项委婉。六根立柱上，装饰不同旋线和瓜棱线。搭脑弧线婀娜优。靠背山字形，三面围子中间高、两侧低、再两侧更低。

　　下座须弥座束腰板上，以七个矮柱，分出六个并列海棠形开光。相比上述辽墓椁床须弥座束腰上的分心拱尖牙板开光，此海棠形年代为晚，逐步演化之果。须弥座四角各有立柱，增加整体玲珑剔透之态。

　　“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”，各时代家具有各时代之造型、装饰。圣母宝座折射当时宫廷宝座，宝座上部结构为横竖材组合的框架式，下部须弥座层次多而富变化。这奠定此后须弥座宝座样式基础，又以其出色傲视后来者。紫禁城太和殿髹金雕龙须弥座宝座，基本形态与之遥遥呼应。

　　中国家具，二元形态由来已久，一方面延续古质简素，另方面时创纷华巧饰。一简一繁，好像构成了平行宇宙，而且跨越代际。起码平山战国墓的金铜案和楚国一系列的漆器，就展示了早期的纷华巧饰，代代赓续。晋祠圣母像宝座铺张求盛、庄严气概、佛教背景、经典寓意，恰好满足神圣感的要求。

　　二元形态可以再细分，仅在宝座类中，晋祠变异栏杆式宝座，明显不同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宋杨粲墓中坐像的扶手椅式宝座，这又是宝座中的两类框架系统。

　　佛教给中国家具带来诸多影响，相关用具林林总总。直接源自佛家文化的坐具，大致有三项:一是佛教绳床，演变为扶手椅、靠背椅，简洁古直。二是须弥座、变体须弥座引发出宝座、床榻，厚重繁复。三是如意腿足，佛教法器如意，移用于腿足，适合简素一脉需求。开始于宋，后流行于明代，再演变为马蹄足。此外，交椅、马扎来自西域胡人，交椅椅圈与扶手椅结合成就圈椅。中华坐具史，充满西化和兼容故事。

　　栏杆岂止仅是床上风景，一时风潮，覆盖各类。南北朝晚期至唐代，椅子也吸取栏杆，前腿上部超过扶手、后腿上部超过搭脑，成望柱状。循着栏杆概念，可理解早期一些椅子的做法。

　　北周武帝天和元年（566年）造像碑上，一对僧人，各坐望柱式绳床，其前腿超过扶手，后腿超过搭脑。

　　莫高窟第427窟隋代壁画上，僧人所坐椅子，栏杆式前腿超过扶手，火焰宝珠纹柱头。后腿矮于搭脑，搭脑出头。它展示栏杆式和出头式的共存。

　　（杨森：《敦煌壁画僧人所坐榻形高座和椅形高座》《敦煌研究》2020年2期）

　　莫高窟第334窟初唐壁画《舍利弗》上，四腿上端出头，成栏杆望柱状。靠背中间置卧棂，为靠背横枨，是早期椅子的重要特点。

　　日本正仓院重新复原的朱漆扶手椅，名为“赤漆欟木胡床”，其长78.4厘米、宽70厘米、靠背高48.5厘米、椅座高42厘米。椅盘左右后三面置竖棂栏杆，四角有望柱，柱头宝珠形。靠背中间置卧棂横枨。座屉藤编。搭脑之出头、扶手之短出头、座盘转角、四足等处，均包铜角。汉末以后，称为马扎为“胡床”。因为椅子也是来自西域胡人，日本人谓之“胡床”。

　　当然，南北朝时期，也有出头搭脑、扶手。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壁画《林间禅修图》中，禅修主人跪坐在绳床上。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绳床（椅子）图。平直搭脑左右出头，两侧扶手不出头。棕绳或藤绳编网纹坐面，直观显示绳床得名来源。

　　栏杆还有另外的大贡献，诱导出栏板扶手、多段靠背板。宁夏贺兰县西夏拜寺口西塔地室塔中，发现的西夏彩绘栏杆座椅，推测为高僧大德使用。拜寺口双塔身上文字，表明它是重要皇家寺院。

　　其长96厘米、宽110厘米、高92厘米，主体髹朱红漆 ，进深大于宽窄，或为轿椅。结构包括靠背、扶手、底座三部分，榫卯组合。搭脑弓形，有凹凸曲线，左右出头上翘，两端圆雕忍冬尖纹。

　　以明清家具解读方式会这样静态描述：扶手围子分为上下两段，上段中分为四框，各装开光心板，下段装木板。若沿着栏杆思路观察，这实为栏杆演变形态，包括寻杖、蜀柱（以及圈口）、栏板。三段式靠背板也来自于栏杆，只是仅取一竖条，且吸纳中有变异，下段亮脚，创立三段靠背板。与栏板扶手相参照，更容易理解栏杆靠背板之来源。靠背板下有长横板连接左右腿，依然有栏板之态。这与三段靠背板一起，都加大器物观赏面，形成中实外虚的后背形态。

　　宋代以前的椅子靠背上多见卧棂横枨式。此三段式靠背板异军突起，逐步替代早期靠背上的横枨。

　　明清座椅靠背板的发展，由独板到三段，那是另外的变迁轨迹。实物考察，明式家具黄花梨椅子，初期多是靠背独板，晚期三段背板为众。年代再晚的清代中期紫檀座椅，全部是三段式靠背板。

　　宋辽金时期，栏杆也登上桌案，供桌出现，用于祭拜先人。宣化下八里辽代韩师训墓壁画《备茶图》的桌上，置四面栏杆，有望柱、扶手、栏板，各面中间开口。围栏中盛放着茶具与茶，当为供品。

　　雕花陶栏杆供桌冥器出土于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，上下分体，上为栏杆，下为桌子。栏杆寻杖扶手，在转角望柱处相互搭交而又伸出头，称为寻杖绞角造，这在上述椁床上也有。它们仅占少数。多见的寻杖在转角不伸出头做法，称为寻杖合角造。扶手下云拱硕大，连接间柱，栏板浮雕牡丹纹。此栏杆四面没有出口，而宣化下八里辽代韩师训墓壁画《备茶图》上栏杆四面开口，两者形成对照，但均为供桌。

　　扬之水说，这类栏杆桌子为“礼物案” ,“元代流行在香案、礼物案和表案等桌案类家具上加装围栏。”“诏案、册案、宝案，为天子举行册立仪式时摆放诏书、册表和御玺之用，表案和礼物案则用于摆放群臣表章和朝觐者的礼物贡献。”（扬之水：《从礼物案到栏杆桌子》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1年2期）《元史》记:“表案、制如香案，上加矮栏。”“礼物案，制如表案。” （《元史》卷七十九《舆服志·仪仗二》第1959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5年）

　　在唐代莫高窟壁画上，还有佛像座、栏杆牙盘、栏杆象舆。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彩绘浮雕砖人物《打鼓图》,还有栏杆鼓架。均不再展开。

　　到明清时期，栏杆带着高贵的底色，在家具上越来越走向小器物。最多见于镜架，虽为嫁奁，但夸饰性、奢侈性大。偶然出现在其他大器具上，均为佳作。